作者：王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尽管城市蝙蝠并非新型冠状病毒潜在的自然宿主，但是很多居民还是对其表现出严重的恐慌。人们对于城市蝙蝠感到不安的背后，潜藏着对于城市生态系统的误解—其实，城市不仅不是生物多样性的“荒漠”，反而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在规划合理的城市中，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往往超乎人们想象，因而需要以科学合理的保护和管理措施来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友好共存，减缓冲突。

1.城市山水不只吸引了人类

回溯大部分城市的形成过程，都可以看到城市山水对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同吸引。以北京为例，横亘在城市西北部的燕山和太行山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黄土高原的风沙；永定河裹挟着黄土高原带来的肥沃泥土，同潮白河、温榆河、大石河一起，冲击形成了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平原湿地。这样充满生命力的山水—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使得30年前还有华北豹和黑熊在北京市区周边徘徊，直到今天还吸引着斑羚、猪獾和豹猫在郊区自由栖息。

在对野生动物和人类具有共同吸引力这件事上，北京并非独一无二。成都这座沉浸在火锅香气之中的城市，被岷山、邛崃山和贡嘎雪山环绕，科研人员在距离成都二环仅77公里的鞍子河山梁发现了野生雪豹。古城西安，从回民街的羊肉泡馍店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深入秦岭腹地，那里是大熊猫和羚牛的栖息地。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大尺度的时空格局上，就会发现，几乎每座城市的形成过程都伴随着人与动物的共同选择，这也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自然基础。

北京玉渊潭公园内新近飞来的大天鹅陈晓东摄/光明图片

2.野生动物也会“城市化”

与人类一样，进入城市的野生动物也会经历“城市化”，变成一种让传统的动物学家既熟悉又陌生的物种。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城市动物研究团队一直在记录城市中野生动物的适应性变化。传说中“一丘之貉”的“貉”，本应是一种生活在山地丘陵的害羞小兽，然而在上海的60多个小区中，它们“变身”了：青浦的小区旁边有河，貉钻到水里变成游泳高手，在夏天的夜晚捞鱼摸虾；金山区的貉栖息地旁有不少丘陵灌丛，它们便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到了浦东，它们迅速适应小区和公路的设计思路，成为这片领地的“常住居民”；在奉贤，有的貉甚至学会估算烧烤摊下班的时间，每天能在收摊后第一时间去捡拾地上还冒着香气的烤鸡骨头……这样的“变身”能力背后，是野生动物在栖息地选择、捕食行为、消化能力等各个方面对城市的适应性，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生物学基础。

三月初，鸳鸯进入繁殖季节。图为北京动物园内的一对鸳鸯在戏水。崔多英摄/光明图片

3.与野生动物共存是人类社会的需求

近些年来，中国自然保护工作的思路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从把大熊猫、金丝猴等少数“明星物种”保护起来，转变为追求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系生态安全。比如，横跨千里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工程，不仅保护了大熊猫的栖息地，也保护了中国最重要的水土涵养区——大面积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小区域森林的重点恢复，使得江河下游的千百万居民免受洪水和泥石流之苦，并拥有洁净的水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令人恐慌的蝙蝠，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蝙蝠是夜行昆虫的主要捕食者，部分种类还是植物的授粉者和种子的传播者；同时，蝙蝠也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失去蝙蝠，人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多蚊虫传播的疫病、减产的农田和消失的动植物，而城市生态系统也将遭受几十倍上百倍的损失。当人们在疫情中出于恐慌而考虑清除城市蝙蝠甚至“生态灭杀”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一批生态学家站出来告诉公众：生物多样性是“有用的”——这样的用处，在科学上被归纳为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给人类提供食物、医药和其他生产、生活原料，以及休闲、娱乐与审美享受。

可见，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不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更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生活在上海市区的野生貉王放摄/光明图片

4.建立公民科学家团队寻求解决方案

在德国柏林，到处都是河湖和绿地，吸引了多只野猪到市区安家。这些野猪隔三岔五就把公园和社区搞得鸡犬不宁，翻乱垃圾桶、破坏植被、随地排便，甚至在发情期攻击人。在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的一些城区，每平方公里能找到超过18只赤狐，这些随处可见的犬科食肉兽杀灭了珍稀的地栖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还改变了土壤组成和水源质量，甚至让农业和畜牧业减产。在美国，几乎每个独门独户的市民家庭都遭遇过浣熊的骚扰，每年因浣熊引起的房屋损坏、火灾和疾病带来上百万美元的损失。在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野生动物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生物学改变——惊人的适应性让某些动物类群同人类产生更多冲突，从而让人与野生动物共存这件事情充满了戏剧性与复杂性。

在我国，城市生态系统也存在具有潜在杀伤力的野生动物。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很可能有一天，金花鼠、貉和刺猬等会带来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与荒野不同，动物在城市找不到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只能同人一起生活。一次次的教训证明：投毒、扑杀这些第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无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只会引发连锁的生态灾难。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物种的需求，不了解它们同人类共存的潜在矛盾，那么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那一天，就不是靠拍脑袋解决那么简单了。

在进行社会调查时，我们发现相当数量的城市居民对于野生动物感到担忧：貉会不会传播狂犬病？刺猬是否携带寄生虫？小区里面生活着黄鼠狼会不会不吉利？为此，我们一边全面了解城市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一边尽可能多地收集城市居民的不同意见，寻找大家都认可的解决方案。

年，由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一百多名市民志愿者组成的公民科学家团队在上海建立。在研究城市野生动物的过程中，组织者把复杂的自然科研工作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邀请市民志愿者承担红外相机安装、植被变化记录、社区调查等。当传统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变为公民科学家项目后，团队不仅能够调查城市中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还能从市民代表的热烈讨论中收集人们对于城市生态建设与社区管理的宝贵意见。

我们相信，把可持续的城市动物调查同公众意见整合起来，就会有更多机会了解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期待与要求，从而促进二者的友好共存，创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光明日报》（年04月19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