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保护事业中，其所蕴含的根本问题指向的是人心和价值观。

吕植（左二）与导师潘文石、野生动物研究者乔治·夏勒在秦岭野外考察大熊猫。

本刊记者/万小军

得知自己获奖之后，吕植有些意外。

她最近拿到的这个奖是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主办的“爱心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曹德旺等7位获奖者。

不过，与另外7人多是聚焦在扶贫济困方面不同的是，身为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的吕植主要从事大熊猫、雪豹等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自年至今，她一直在从事中国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等工作。她所领导的野外保护和研究项目遍及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云南、陕西和甘肃，曾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全国五一奖章”等荣誉。

“这些年，我得过很多奖，这个（爱心奖）是唯一一个有奖金的奖。”吕植笑着对《中国慈善家》说。北京四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她身穿条纹短袖、牛仔裤，脚穿凉鞋，神色从容。谈及16万美元的奖金，她说计划用这笔奖金在自然保护领域“做点不一样的事”，至于这个不一样的事是什么，还没想好。

谈话间，咖啡馆服务员端上两杯果茶，递上吸管。吕植示意服务员把吸管收走，不紧不慢地揭开杯盖喝了一口，“现在能少用还是少用”。

绿野

从读书时开始，吕植就跟随着导师潘文石，在秦岭南坡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绿野追踪，对野生大熊猫开展系统的野外研究工作。

从北大毕业时，吕植原本可以留在实验室工作，但她最终选择到野外去追大熊猫，纯粹是因为觉得大熊猫这种动物实在是“可爱”“好玩”。也正是这个简单的想法，让大熊猫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吕植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考察。

吕植喜欢摄影，她所拍摄的熊猫照片曾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她说，自己曾经一度想要当一名摄影师，但后来摄影成为了野外观察记录的一种工作方式，毕竟在她看来，做自然保护这项工作比单纯的摄影要重要得多。

在野外工作，能体验大自然的美丽与奇特，每天都充满着未知。吕植迄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野生大熊猫时的狂喜心情。

当时，她在秦岭的林业部门做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在野外能看到野生大熊猫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很多科学家奔波辛劳几个月都难寻觅到一只熊猫。吕植相当幸运，刚来的第一个星期就见到了4只野生大熊猫，可谓和大熊猫相当有缘分。这么多年来，吕植经历了许多与野生大熊猫亲密接触的时刻，她能够自由出入大熊猫产崽的洞穴，还曾学着熊猫的叫声以让熊猫幼崽和她亲近。

工作中既有兴奋的一面，也常有焦虑。曾经一度，森林大量被砍伐，其中也包括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子，对大熊猫的栖息地构成了直接威胁。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吕植和研究人员写信向国家相关部门反映。事情得到了重视，吕植所在的林业部门被撤销，多人的伐木队伍最后剩下人。但这件事也引发了矛盾，原先同吃同住的工人们开始疏远研究人员，甚至在墙上直接写出标语“此地禁止科学研究”。

“当时也是一根筋，就想着再不保护，熊猫就没有了，也没有想到砸了人家饭碗。”回想起这些经历，吕植苦笑道。

另一次经历让她更是难忘——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一场喜宴的遭遇。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和当地的助手两人走了一天的山路，第二天一早到达举办婚礼的村子。村里人声鼎沸，大人和小孩围着一只怀着孕的毛冠鹿喊打喊杀，毛冠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奄奄一息。见此景，吕植心不忍，正想向前劝说时，一位村民回过头来对她说，“你可真有福气，来了就有肉吃。”

吕植一时语塞，那个年代的乡村普遍很穷，一年可能也吃不上一次肉。“杀一只鹿来吃有错吗？”吕植扪心自问，这个问题连她自己也回答不了。

由此吕植一再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才可以既能做到保护，又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她看来，保护远比制止人们砍伐森林、杀戮动物要复杂得多。

也正是这些经历，促使她往更深更广的层面去思考如何去做自然保护的事情。

吕植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考察。图/受访者提供

启示

为了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秦岭伐木工人转岗这件事给吕植带来了很大的触动，而在后来去藏区调查野生动物的经历，给了吕植完全不一样的震撼。

在那次考察里，吕植了解到，除了国家划定的保护区外，当地人还有自己保护的区域——神山。在那里，树木粗壮，动物自由自在活动，湖里的鱼并没有被当成盘中餐，被人们用手触摸也不会受惊游走……

在吕植看来，这是从事自然保护工作的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场景。

而这些场景不是通过法律的约束，也不是靠以自然保护工作为职业的人来促成的。通过进一步研究了解神山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吕植发现，神山既是一块土地，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这块土地上的禁忌指明了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并不需要警察和权力部门来监督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内化成人们自律的行为方式。

吕植对此深感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对待自然认知上的差异。在秦岭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同吃同住的当地工友时常会问吕植一个问题：“你们从北京大城市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又冷又饿，吃不好住不好的，到底为什么？”

“熊猫挺好玩的呀，看着熊猫跑来跑去，研究它们怎么吃怎么住，种群怎么扩大，会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吕植说。

工友们听完回了句：“没看出来有趣。”

随着熊猫研究工作取得成效，媒体开始上门报道，工友们对吕植说：“你早说嘛，这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我能理解。”

这让吕植很郁闷。

而在藏区，在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这件事上，当地人从未向吕植和研究团队问过为什么。因为在藏族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他们而言，这是信仰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是平等的，人类的地位并没有超越别的物种。

在藏区所见的真实情景让吕植第一次意识到，保护自然的工作原本就不是外来人、知识分子或者城市人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当地人的事情。

这当中所蕴含的根本问题指向的是人心和价值观。“慈善是利他，保护环境也是利他，保护环境受益的最终还是大家。”这是吕植拜访藏区一位喇嘛时得到的启示。

这位喇嘛在当地很有威望，告诫人们不要杀生，不抽烟不喝酒，于是，当地的小卖部甚至都看不到有烟酒商品售卖。这位喇嘛告诉吕植，保护环境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人们要做到利他。

这番话让吕植醍醐灌顶。

吕植与团队一起分析大熊猫的生存与气候变化的关联。

利他

藏区有保护自然的文化根基，基于此，吕植希望外界能看到当地民众成为保护自然的主体价值的同时，也能让他们从中受益。比如，保护工作中相关的补偿以及投资项目等政策可以向这些地方和人倾斜。她开始尝试给生态进行定价，逐渐将市场与保护生态相结合，让当地人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能从中获利。

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做试点工作时，吕植推广了社区保护机制。区域内的牧民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力量，通常的监测和巡护工作由他们来完成，而不仅是专家和工作人员。政府通过购买牧民的服务，让牧民在解决生计问题的同时，又提供了保护的价值，形成了一套良性的环境保护体系。

那么，在藏区以外宗教气氛没那么浓厚的地方如何开展自然生态保护呢？吕植说，藏区的经验告诉她，关键还是要考虑人的因素，把人纳入到保护体系中，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经济利益。

吕植常常拿一棵树的价值来做比喻——树可以涵养水源、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还可以提供绿色的价值。有人将一棵树的价值进行了量化定价，达到20万美元。她反问，如果砍一棵树要花20万美元，那还有人要砍吗？大部分人都会犹豫。但这样的价值目前难以被市场认可。归根结底，自然的价值在主流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

但吕植依然不懈地通过一个个项目来实现自己的理念。她和团队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关坝村设立了熊猫蜂蜜项目点，推广生态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引入市场的力量，将城市消费者与熊猫保护栖息地联系起来。当地百姓作为保护熊猫的主体，在当地组建了巡护队，对盗猎、盗伐以及相关植物和野生动物进行监测；他们还在熊猫栖息地养殖土蜂，制成蜂蜜。售出的蜂蜜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还包括人们保护的服务以及衍生出的生态价值。这样的熊猫蜂蜜，从最初的5元一瓶卖到了元一瓶。

类似的案例也在雪豹栖息地重现。从前靠打猎为生的当地村民摇身一变成为了雪豹保护者。由于当地人熟悉雪豹习性，了解雪豹活动区域，依托雪豹特色观赏项目，发展了自然体验的生态旅游，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观察爱好者，旅游收入达到上百万元。

吕植由此总结，把自然的价值转化成为人们的收入，这样的体系建立起来，自然保护才能可持续。

吕植告诉《中国慈善家》，除了经济的利益，在进行自然保护工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立在当地乡情地域的基础上。在她看来，当下提倡的乡村振兴离不开环境问题，而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域，应该注重培育当地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她所创办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推出了“乡村之眼”项目，给自然保护区内的当地民众发放相机等器材设备，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引导他们自主拍摄记录家乡的环境，传播“美丽乡村”文化。“以前他们对周遭的环境可能熟视无睹，但在拍照的过程中，就是他们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吕植说，“有的动物只有某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很难看到，这也能激发人们内心对家乡的自豪感，保护当地环境的心态和行动也会更主动和强烈。”

吕植在甘加调查最后的游牧体系。

忧虑

在对大熊猫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吕植把工作交接给了助手和学生。目前。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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