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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卧龙自然保护区，面对大山，心潮起伏。
卧龙自然保护区?王放
这里是横断山峡谷最深切割的地方，地势险峻沟谷纵横，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难科考的野外调查地之一。
可年的春天，就在不远处牛头山海拔多米的山坡上，一群风尘仆仆的调查队员用几根木桩固定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棚子，从此开启了对野生大熊猫行为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的系统研究。
此后，无数的研究者从这里出发，大熊猫保护研究的薪火向外扩散延伸至秦岭、岷山……仿佛星星之火，点亮了所有分布有大熊猫的区域。
最早的卧龙大熊猫研究基地——五一棚?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有这些光辉的过往，让“卧龙”这两个字在我这一代野生动物科学家心中有了崇高的地位。我像朝圣一样看着不远处绵延铺展的大山，内心的感受像是回家。
除此之外，我的心里也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此行的任务是和演员井柏然一起拍摄一部有关熊猫和雪豹的短片，未来几天的生活和拍摄中，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还是在六七年前在海外求学的时候，我在真人秀《花儿与少年》中第一次认识这个大男孩，当时留下的印象是温和、诚恳又能干。
可是现在他是不是已经多年被明星光环所环绕？他还可以体会到旅途中藏在艰辛背后的美好么？
我有点不安，也有点紧张。
第一面：欣慰
我的所有疑虑，实际上在见到井柏然之后的半个小时里就突然消失了。
那是进山前的碰头会，导演和摄制组会给大家讲每天都需要拍摄什么场景。
其中一项给我们安排的任务是上山安装红外触发相机。
红外触发相机是砖头大小的一个小方盒子，固定在树干或者岩石上之后，红外线探测器可以主动探测动物的体温，而摄像镜头可以在探测器被触发后自动拍照和摄像，记录不同动物的行为特点、活动时间和其他生存状况。
这个设备是我最熟悉的野生动物调查装置，而我的想法也很简单——上山调查还是很辛苦的，所以节目组安排艺人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热热闹闹地拍摄一天，应该也就够了吧？
红外触发相机拍摄的野生大熊猫?王放
没想到井柏然比我想到的要多很多。
井柏然进入会场的时候脸上充满了旅途疲惫，可是导演说完拍摄计划之后，他很诚恳地打断了导演，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爬半天的山，就为了拍我们几个人装红外触发相机，我觉得不太对。”
这时候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等待他下面的话。我也从困顿中醒来，很好奇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接下来井柏然没有长篇大论，而是把目光转向我和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施小刚站长，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
我们缺大熊猫和雪豹的照片吗？
如果不缺照片，那么安装红外触发相机肯定不是为了拍照那么简单吧？这些照片是不是同时也是数据，怎么分析？分析之后都可以得到什么结果？这些结果能够帮助野生动物的保护吗？所有问题的最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导演，好像是总结一样地问道：即便有些枯燥，我们的片子里面也应该把这些内容讲清楚对不对？
我注意到随着井柏然的一连串提问，施小刚站长脸上逐渐浮现出了抑制不住的欣慰笑容，我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对视了一下，也都慢慢开心起来。
大家都意识到，此时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井柏然真的在思考保护区之中发生的一切——他不满足于简单走走形式，而是真的要弄明白这一切，也真的想和我们一起拍摄一部真实的自然保护记录。
流石滩：高反
接下来的几天拍摄实在是太顺利了，在一起爬山、过河、野餐、吹牛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明星身份。
我对他的称呼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井宝”，而他直接管我叫“放放老师”，大家好像变成了相识已久的朋友。
王放和井柏然雪豹栖息地合影?小井先生工作室
直到我们开始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流石滩。
我和井宝一起喘着粗气朝半山垭口攀登，他边走边不断问起身边的野花和头顶的兀鹫，把话题慢慢引到雪豹栖息地上面。
长满了绿绒蒿的高山草甸?王放
海拔超过米的高山流石滩?王放
好不容易，围在身边的摄像机暂时散开了，而井宝突然小声地问我们：谁有头疼药？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一直都在忍着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痛和不适。
可是镜头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的疲惫和不适仿佛突然消失了，瞬间回到了拍摄状态。
到达山顶的时候刮起了风，大家在先前布设的红外相机里面发现了雪豹的照片，井宝看到相片的一刹那爆发出了杠铃一样的欢呼。
他拍着我们的肩膀呼腾一下跳了起来，还在山上学雪豹走路、搞怪逗乐，在片子中留下了很多欢乐。
爬到山顶，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林桢涵/WWFChina
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有谁在看片子的时候会知道，镜头里面的这个井宝整个赶路的途中都难受的趴在车上昏睡，中午没有吃下饭，又忍着头疼爬了几个小时的山，还在一路照顾着身边的人……
营地：泪光
最后一个镜头，是施站长搭起了帐篷，然后井宝、施站长、基金会的于洋和我四个人在帐篷里面聊自然保护的故事。
施站长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也提到这份自然保护区中守护荒野的工作，给自己家庭带来了很多影响，他很愧疚。听着听着我自己心里柔软的地方也突然被打动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第一次深入荒野做研究，惴惴不安背上行囊前往四川平武；我想起我的博士生导师常年野外工作后关节炎肿胀的手，和我打乒乓球的时候连拍子也握不住；我想起大家这么努力，但仍然常常目睹物种消失，只留下遗憾和不甘。心里面为这些过往而感慨，好像眼睛也慢慢地湿了。
井宝永远都可以敏感地发现身边人的情绪和喜忧——在旅途中他记得谁爱喝碳酸饮料，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买；在饭桌上他记得给大家送去好吃的零食；而这一次在帐篷里他问我，放放老师想到什么了，怎么眼睛红了？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和井宝、和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拍一部守护大山的片子，也许真的不仅仅是巧合。
团队工作人员们?小井先生工作室
同行的施小刚站长和保护站的兄弟们常年在第一线保护生物多样性，习惯了风餐露宿；我们，还有其他那么多在卧龙和其他保护区工作的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用艰苦的野外调查帮助保护策略的制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人们努力连接起了外部世界和荒野保护的纽带，还有何欣、何兵这些了不起的小伙子们在推动保护项目的落地……而加入了我们的井宝，也无愧是一个真正的守护者。
所有这些守护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也是我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十七年仍然乐在其中的动力。
本文作者王放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
校对：杨祎
排版：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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